绿色债券——政策与实务专场实录节选之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

首先，感谢上海清算所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关于绿色金融体系和绿色债券方面的议题。我今天的演讲主要包括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为什么要发展绿色金融体系。二是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目标。最后，和大家讨论一下绿色金融体系的主要内容。

l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背景

关于绿色金融体系的背景，从去年开始人民银行研究局就成立了一个绿色金融工作小组，潘功胜副行长担任小组的顾问。这个小组成员包括了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各类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各方面的专业人士，另外也邀请了一批由联合国环境署组织的国际专家。这40多位小组成员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份关于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研究报告。报告详细讨论了构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必要性、具体的目标、相关的国际经验和绿色金融在我国落地的实际操作性问题，提出了14条政策建议。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5年9月正式公布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个方案中的第45条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我国的绿色金融体系，其中有十几句话，每句话都是一个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方向。这十几句话中的一条就是关于发展我国的绿色债券市场。这个文件发布之后，五中全会又强调了要在十三五规划中包括发展绿色金融的内容。最近的中央经济会议再次强调要“加快发展绿色金融体系”。这些都是国家层面的重要的战略意图。在我们机构层面、地方层面也应该花大力气去深入理解和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

l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先讲一讲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必要性。这是我当年写一本名为《PM2.5减排政策》的书中的一张图。图中显示了2013年全球主要城市的PM2.5平均值。离北京不远的石家庄的PM2.5的均值达到150。再往下看，有均值达110的西安、均值达90的北京、均值达60的上海。WHO设定了一个叫做“第二阶段”的PM2.5标准，所谓的“第二阶段”就是给发展中国家使用的，那个标准均值是25，比北京和上海的均值都要低很多，中国只有位数不多的几个地方接近这个标准。而发达国家主要城市的PM2.5水平大多在10-20之间。2014年10月份北京在跑马拉松的时候PM2.5高达300多，跑步运动员为了保护自己带上了防毒面具。到底这些污染对我们国家民众造成了多大损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专门研究卫生经济学的两位教授用了实证数据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出这么一个结论：淮河以北居民因为燃煤导致的空气污染使人均寿命缩短5.5年。上面讲的都是空气污染。除了空气污染以外，我们还有非常严重的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比如说，根据环保部的数字，我国水质污染超标的水源占到75%，我国耕地面积中有19.4%的土壤污染超标。最近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仅仅是我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到3.8%的GDP。我们现在GDP的增速也就是6.9%，再想象一下，如果把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损失全部考虑进去，刨去污染造成的损失后，GDP增速还会剩多少？

刚才提到的都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对民众有直接影响的污染问题。但是，还有一个全球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就是气候变化。一些专家根据现在气候变暖的速度进行了一个外推预测，他们认为到了2060年，由于气候变暖——气候变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全球相当大部分的地区都会出现严重干旱。大面积干旱必然导致对很多物种生存的威胁。这次在巴黎气候大会上，有些专家画了一些模拟的图，显示了气候按照现在的速度变暖的话，海平面会上升，那么在几十年以后，很多沿海城市就会被淹掉。我看了两张图，我们中国的两个金融中心，上海、香港都会被淹。我几年前还到阿拉斯加去看冰山。用肉眼看，冰山还是很高、很壮观的。但是你到当地博物馆去看几十年前的冰山照片时就会发现，当时的冰山要远远高于现在的冰山。未来几十年冰化掉以后，海平面就会上升。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次巴黎的气候大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组织了几十个岛国一起成立了一个“雄心联盟”，要积极推动达成气候方面的协议，就是因为这些岛国受到的威胁最大。如果气候持续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几十年后这些岛国中的一些就不复存在了。这些都是我们对全球、下一代及人类必须考虑的环境问题。这些威胁都是来自于各种各项的排放，包括我们天天在抱怨的PM2.5——其中最主要的成分就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VOC等，也包括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二氧化碳。

为什么我们的环境会面临如此大的挑战？学术上有两派观点，其中一派认为这是一个末端治理的问题。末端治理问题是指说我们没有控制住污染物的排放，比如说以前很多的燃煤企业和电厂，没有安排脱硫脱硝的设施，或者说安装后没有运行这些设施，这就是末端治理不到位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表明，末端治理缺位虽然是造成污染的原因之一，但不是问题的全部原因。如果未来十几年中国要在雾霾问题上有长足进度，大幅降低PM2.5的平均水平，一半的努力应该来自末端治理，另一半的努力要来自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就是说污染型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等是我们目前面对环境挑战的非常主要的原因之一。

什么叫污染型的产业结构呢？我国重工业所占经济比重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重工业单位产出的空气污染是服务业的9倍。所谓能源结构的问题，是指我国的常规煤炭消费占所有能源消费的三分之二。清洁能源只占13%，是发达国家清洁能源所占比重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给定同样的当量，燃煤产生的空气污染是清洁能源的10倍。关于交通运输结构，在我国城市中，靠地铁出行的比例只有7%，也就是说93%的人都是公路出行，比如开私家车。而在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如纽约、东京、新加坡，还有我国香港，平均地铁出行的比率达到70%左右。而给定同样的运输量，私家车的污染量是地铁的10倍。所以很显然，我们的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结构造成的。

为什么会出现污染型的经济结构？是因为大部分的资金投入到了高污染的工业、高污染的能源、高污染的交通运输行业中去。为什么这些资金不投入到绿色、清洁的行业中去？这是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过去，这些污染型产业获取资金方便，回报率很高，吸引了大量资金。清洁产业获得资金相对困难，回报率又不及污染型产业。换句话说，是绿色产业的外部性没有被内生化。什么叫内生化？我举一个例子说明：比如有投资者搞一个清洁能源项目，或者是电动车项目。项目的好处是可以降低雾霾，使得周边地区的居民都享受到清洁空气，他们的医疗成本会下降、寿命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会提升，这就是绿色项目的外部性。但是这个外部性很难被内生化，因为享受这个项目好处的居民没有为项目支付任何费用。因为居民没有付钱，所以投资者的项目回报率就不会太高。这就叫外部性无法内生化而导致绿色项目回报率低的问题。

我们怎么来应付这个困境呢？有的人说，既然绿色项目回报率不高，社会资本不愿意投资，我们就靠财政出钱吧。但是，财政资源是十分有限的。2014年，我们人民银行绿色工作小组的估算，在未来五年每年中国所需要的包括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领域在内的绿色投资是每年两万亿。这还是一个保守估计。最近，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专家也估算了一下绿色投资需求，估计需要每年约三万亿。人民大学的专家则估计每年需要投入四万亿绿色投资。这么大的绿色投资需求，政府能满足吗？很难。过去几年，中央、地方政府每年能支付的、用于绿色投资的钱是年均两千五百亿左右。假设未来可以提高到每年三千亿，除以上述最保守的、每年两万亿的绿色投资需求估计，结论就是，在全部绿色投资中，政府出资只能占到15%，超过85%的绿色投资必须来自民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原因。只有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才能激励和动员大量的民间资金投入到绿色产业。

l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具体内容

那么绿色金融体系要达到什么目标？内容比较多，我着重讲两点。第一个是提高绿色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和融资的可获得性。第二个是降低污染型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和融资的可获得性。也就是说要为绿色项目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时让污染项目的变得融资难、融资贵。这样，整个投资的结构就会改变，转向更为绿色的行业。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今年9月份正式公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第45条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我国的绿色金融体系，并提出十几条具体内容。下面我就花点时间给大家解读一下里面的主要内容，包括绿色债券的内容。

第一，发展绿色产业基金。过去，我们的绿色金融主要局限在绿色信贷。但是，很多绿色项目，尤其是新的绿色项目，首先需要的是股权融资，因为它需要有资本金才能进一步作债务融资。所以要通过建立一些绿色股权基金来推动绿色项目的股权融资。在国外有一些比较好的案例，比如说英国在2012年的时候建立了绿色投资银行。虽然名称叫银行，其实按照我们的定义来看，它属于一个投资基金：这家银行不能吸储、不能发债，而是主要提供绿色项目的股权投资。英国绿色银行的总裁前段时间与我会面时介绍：由于国家背景的绿色基金投资到了绿色项目，撬动好几倍的民间资金投入到绿色行业中。很多绿色项目是比较新的，技术上来讲，民间觉得风险比较大，也面对政策上的不确定性。由于这些不确定性，民间资金不太愿意投入到这些绿色项目。而政府背景的基金参与投资这些项目后，可以大大降低民间对于这类项目的风险嫌恶，使得民间资金愿意跟资。政府可以有多种方式来推动、组建绿色产业基金，比如以GP、LP的形式，有些可以搞成地区性的绿色基金，有些可以搞成行业性的绿色基金。

第二，发展绿色贷款贴息。这一点也明确写入了总体方案。它的好处也是可以撬动很多的民间资金。如果政府直接对绿色项目进行投资，一块钱只能当一块钱来用。如果以贴息3%，就可以撬动整个100%的本金，那就有33倍的杠杆率。过去没有大规模使用绿色贷款贴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管理上的问题。让财政部门直接去识别哪些是好的绿色项目，哪些是优质的绿色企业是件比较困难的事，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和相关客户的积累。国外有一些比较好的经验，尤其是在德国，财政部委托德国复兴银行来管理绿色贷款贴息的资金，通过这家银行去寻找优质的绿色项目和企业，更有效率地去运用这些贴息资金推动绿色信贷的发展。这样的做法在中国也可以借鉴。

第三，建立绿色担保机制。绿色担保也是为了解决绿色项目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国外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就是美国能源部对新能源项目启动的担保计划。在项目启动时，美国能源部做了很多的调研，他们发现很多新能源项目风险很大，如果给这些项目提供贷款，市场预计贷款违约率会达到10%。但是，为了能源清洁化的国家战略，美国政府决定出资推动担保清洁能源项目。美国国会特批了一笔资金，用于覆盖这些贷款的违约损失。在接受贷款的清洁能源项目完成后，发现实际的贷款违约率只有2.2%，大大低于预期。所以，美国政府仅仅使用了一小笔财政资金，就撬动了大量民间信贷资金大量投入到清洁能源产业，成功地帮助核能、风能、光伏等清洁能源行业在美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在国内也有一个比较好的案例，就是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简称“IFC”)，在过去7、8年推动了一个名为中国节能减排融资的项目（CHUEE）。这个项目其实是IFC和一些银行，如兴业、浦发等共同推动绿色信贷的一个担保机制，由IFC承担一定比率的贷款违约损失，对涉及能效和可再生能源的贷款进行担保。这个计划总共撬动了8亿美元的贷款，支持了170多个项目。从IFC的角度来讲，它的贷款损失率只有0.3%，撬动的资本比率十分高。未来，我国也应该考虑成立专业性的绿色贷款担保机构，还可以考虑多级政府，包括省、市、县多级出资建立绿色项目风险补偿基金，用于分担部分绿色项目的风险损失，来支持绿色担保机构的运作。

第四，银行开展环境压力测试。这点还没有在正式的政策文件中出现，但是我认为有潜力成为推动未来绿色金融的一个重要的工具。英格兰央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已经开始了环境压力测试的尝试。一年多以前，英格兰央行就开始对气候变暖会对保险业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欧洲的海滩上面，有一栋别墅，有一个投资者准备买这栋别墅。他首先问银行能不能贷款买房。银行建议投资者先去保险公司，问保险公司是否愿意提供担保。保险公司在实地勘察以后对投资者表示无法提供担保，因为气候变暖会导致海平面上升，这栋房子在数十年之后可能就被海水淹没了，保险标的物的价值会面临巨大风险。这就是一种压力测试。另外一个压力测试是针对保险公司作为资产管理公司来研究的，看它所投资的一些资产的价值是否会因为气候变化而成为搁浅资产的风险。就在几周之前，巴黎大会达成共识，即与前工业化时代相比，未来的平均气温升高不能超过两度。经专家计算，如果气温变化不能超过两度，那么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必定要受到限制，从而化石能源，如石油和煤炭的消费就受到很大限制。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是，现在仍在地下的石油储备中有70%是将无法使用、不可以被消费的。这就是“Stranded Assets(搁浅资产)”的概念：这些资产按现在的价格来看是有价值的，但是在未来可能会变成没有价值的资产。

在中国，工商银行已经率先通过压力测试开始探索环境风险对银行造成的风险。工行在几个行业领域做了环境风险对银行不良贷款率影响的分析，比如说火电、水泥、钢铁、化工等行业。这些行业的污染比较严重，但是其所面临环境风险还没有全部转化为信用风险。这是因为，未来会出台很多环境方面的政策、法规和新的市场机制。如果环境执法监管力度提高后，原本逃避缴费的企业就必须要对其污染物排放付费，从而使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再假设几年后中国开征碳排放税，那么排放二氧化碳的企业成本会进一步上升。碳交易市场将在2017年正式启动，如果企业减排不力，就必须去市场上购买碳配额，也会产生更多开支。所以，很多污染型企业将会面临成本上升、收益下降的情况。对银行来说，这些企业的不良贷款率也会相应上升。如果通过压力测试可以把这些环境高风险行业的未来不良贷款率估计出来，就可以得到一个环境风险和未来信用风险之间的定量关系，从而使银行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资产配置，激励其在减少对污染行业的贷款，同时加大对绿色行业的资金投入。

第五，建立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绿色债券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好处：一是绿色债券市场为绿色企业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刚才提到，过去我们主要的绿色融资渠道是绿色信贷，没有充分运用到资本市场。未来，我们要充分利用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利用债券市场为绿色项目融资指的就是要建立绿色债券市场。二是解决银行和企业期限错配的问题。银行有兴趣要投放更多的、中长期的绿色信贷，但是由于期限错配的问题使银行的投放能力受限。因为我国银行的平均负债期限只有6个月，大量去投放5年、10年期的绿色信贷会使银行面临期限错配风险。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企业在银行只能借到1、2年期的贷款，而项目要10年、15年才能还款，企业就需要不断再融资，而再融资是有风险的。如果建立了绿色债券市场，就能够缓解这方面的问题：银行可以直接发行5年、7年、甚至10年的绿色金融债来支持中长期的绿色信贷投放。企业也可以直接发中长期的绿色企业债来支持中长期的绿色项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解决期限错配问题会明显提升绿色行业中长期项目融资的可获得性。三是可以通过各种安排来降低绿色债券的融资成本。降低成本的办法有很多，比如发债时点掌握得比较好，融资成本就可能低于银行贷款利率。同时，也可以做政策层面的安排，比如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提到的贴息和担保等手段，就可以降低绿色债券的融资成本。地方层面对实施这些政策的积极性很高。我最近跑了不少地方，相关省政府和市政府都有较高的积极性来配套实施贴息、担保等政策。还有一点是要培育绿色债券的投资者。比如欧洲的一些专家就和我讲，他们的资本市场许多“绿色金主”，这类绿色投资者有很强的投资偏好，会拿出相当一部分的资金投入于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基金等绿色资产。这样的投资者多了以后，绿色债券的市场需求就会提高，就会降低绿色债券的融资成本。在中国，未来也要培育一大批绿色债券的投资者。在绿色债券市场中，银行不仅仅是作为潜在的绿色债券发行者，也要成为一个主要的投资方。

那么什么样的项目比较适合绿色债券融资呢？我认为，绿色债券比较适合大中型、中长期、有稳定现金流的项目，比如说地铁、轻轨、污水处理、固废处理、新能源等等。这些项目有几个特点：一是需要的资金量比较大。二是虽然回报率不是特别高，但现金流很稳定。我们在地方层面做了初步研究，发现未来地方绿色投资中，这些项目可能会占到全部绿色投资的30%以上，因此在我国发展绿色债券的市场潜力是很大的。

人民银行在12月22日发布了关于绿色金融债的公告。公告中也提到，未来还要发布非金融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的指引，这份指引正由交易商协会起草。我牵头的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也在12月22日发布了《绿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2015版）》，这份目录实际上就是对于我国绿色债券的界定和分类。如果对绿色债券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就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如果一些不是“绿色”的企业、不是“绿色”的项目假借绿债的名义去发行债券，最后会破坏绿色债券市场的声誉。那么在声誉受损的情况下，真正的“绿色”项目、“绿色”企业反而不一定愿意到这个市场上来融资。为了避免这种风险，使绿色债券市场更加规范、健康地发展，必须要对绿色债券进行比较明确的界定。除此之外，未来还要培育绿色债券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和评级机构，这些都将成为未来对绿色债券发行人构成约束的市场机制。比如说第三方评估机构，不仅是在债券发行时做一个绿色项目的评估，同时在债券发行后也会持续监督资金流向，并估算绿色项目的实际环境效益。

我刚才提到，绿金委已经发布了《绿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2015版）》，这里简单的说一下目录编制所遵循的几项原则：一是符合国情，重点参照了国家现在的产业政策，包括发改委、环保部等部门在节能环保方面发布的各类文件和项目目录。二是环境效益显著性的原则，就是说要重点支持环境效益比较显著同时有正外溢效应的项目。三是简单清晰的原则。资本市场很多参与者是非环境专业人士，如果把绿色项目说得太复杂、太技术性，会引起投资者的理解障碍。四是持续调整原则。技术在发展，政策也在不断变化，所以我们的目录也会不断更新，未来可能会有2016年版、2017年版等。最后是与国际接轨的原则。国际上有好几个与绿色债券相关的原则：一个是“Green Bond Principles”，是在2014年上半年由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颁布的，并于今年有过一次更新；另一个是Climate Bond Initiative设定的一套标准。这些标准都是我们编制《绿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2015版）》时的参考，使得我们尽可能在第一稿目录出台的时候就与国际规则有较高的契合度。未来我们还要继续推动和国际标准进一步的接轨，为国际领域中的绿色金融合作提供便利。

绿债目录总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节能、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清洁交通、清洁能源、生态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每一大类下又分为很多小类，总共有31类，而且其中一些类别还有比较细致的鉴别标准。比如说，不是所有的太阳能项目都可以界定为绿色项目，项目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效率标准，才能够界定为绿色项目。

关于绿色债券的前景，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的专家的估算，未来5年中地铁、轻轨、智能交通、城市清洁能源、绿色建筑、城市环保水务、固体废物处理等等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至少达到10万亿元，而这其中的很多项目都比较适合用绿色债券进行融资。另外，根据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估计，今后6年平均每年绿色投资的需求量达到2.9万亿。中财大的专家根据这个数字，假设其中有20%的资金可以通过债券市场进行融资，并假设这些融资中的50%可以被认定为绿色债券，那么就意味着每年会有3000亿人民币的绿色债券融资规模。

再谈一下绿色债券指数。国外已有这方面的先例。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属于起步阶段，暂时没有正式在境内被冠名的绿色债券。但是当市场上的绿色债券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以后，就有必要开发绿色债券指数，把一些规模相对比较大、绿色效益相对比较明显的绿色债券纳入指数中，做成产品让更多的投资者进行投资。另外，进入绿色指数本身对发行者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广告，能够提升发行人在市场上的声誉。

第六，发展绿色股票指数。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是棕色的，即包括了许多污染性上市公司的股票指数。比如上证指数中有很多污染性的企业，包括煤炭、水泥、钢铁、化工等等。资本市场上有很多是被动投资者，它们根据相应行业、板块在股票指数中所占的比重，配置同样比例的资金到这些行业或板块中。因此，由于大部分指数是棕色的，所以一部分资金被动地进入到了污染性行业。未来，我们要开发更多的绿色指数，这些绿色指数中的清洁、绿色行业所占的比重很高，污染性行业所占比重减小甚至剔除。欧洲的一些专家和我讲，他们的ETF指数产品中已经有20%是“绿色”的了。在中国，根据上证指数公司提供的数据，目前只有1%的ETF产品是 “绿色”。所以未来在发展绿色指数方面，我们的潜力非常大。

第七，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强制性的绿色保险制度。2012年我国发生了500多起突发环境事故，到2013年增加到700余起。很多环境事故的责任人都是中小企业，发生事故以后企业就倒闭或企业主跑路了，因此没有人来支付环境修复的成本。受害者，一般是事故现场周围的居民，会强烈要求政府处理，从而使环境事故演变成地方财政压力和财政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建立绿色保险制度。在国外的绿色保险大部分是自愿投保。这是因为，国外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环境执法力度也比较强，企业和股东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法律责任，自愿到保险公司购买环境责任险。但在国内，这种自愿性环境责任保险的推广不是很顺利。未来应该在环境高风险行业中，比如采矿、冶炼、皮革、危险品运输等等行业建立强制性的绿色保险制度。这一点，已经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了，以后要通过立法将这个制度确立下来。

第八，明确金融机构的环境法律责任。早在1980年，美国就有一项名为“超级基金法”的法案。这个法律规定，如果银行贷款给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发生了污染土壤的事故，受到影响的居民可以状告银行，银行要承担连带责任。此后，类似的法律在其他国家也被引入。包括最近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像巴西、南非等等，都引入了类似的法律。这类法律的引入会对银行构成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约束，会迫使银行强化环境风险管理，同时在内部信贷审批流程、贷后管理、人才培训、法律风险管理等方面做出更大努力。我们建议通过修改《商业银行法》将明确银行的环境法律责任。在新的法律出台之前，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应该抓紧时机强化其环境风险管理的能力，以避免未来的环境风险转化为对法律风险。

第九，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现在很多国外的证交所已经开始把自己打造成“绿色”证券交易所。所谓“绿色”证交所就是要求上市企业和发展企业必须要披露环境信息。在中国，上交所、深交所有一些类似要求，但是还不是强制性的，只是一个指引，所以目前只有20%多的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未来，应该要通过修改证券法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因为市场希望能够“用脚投票”，把更多的资源投资到绿色企业，但是如果没有足够信息，资本市场就无法识别哪些企业是绿色的、哪些企业是污染型的，哪些企业是“深绿”的、哪些企业是“浅绿”的。因此，环境信息披露是强化资本市场向绿色产业配置资源能力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环境信息披露不但应适用于上市公司，也应适用于发债公司。

第十，推动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这方面的内容很多，我为大家举几个例子。一是中国现在的对外投资越来越多，包括“一带一路”的许多项目。我们强调对外投资要搞“绿色”化，不能搞污染行业，否则会有损国家的形象。二是在G20的框架下推动全球绿色金融的发展。不久前在三亚举行的G20财政和央行副手会议正式批准了中国和英国提出的成立G20绿色金融研究组的建议。这个研究组将由中国和英国担任联席主席。研究组将致力于在全球范围中推动发展绿色金融的共识，推动银行和资本市场“绿色”化、推行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压力测试等。第三，绿色金融领域的双边合作，比如中英之间的合作。大家可能记得几个月以前，中英财经战略对话中就有这样的内容：要推动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到英国发行绿色债券。2015年10月，农业银行成为首家成功在伦敦交易所发行绿色债券的中国金融机构。另外，我们也要通过各种安排，来吸引更多国际绿色投资者参与到中国的绿色投资当中来。中美之间目前也在探讨共同建立绿色产业基金的设想。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绿色金融的关心和参与，也希望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